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 [3]

法律是维护国家稳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也是捍卫人民群众权利和利益的工具，也是统治者统治被统治者的手段。法律是一系列的规则，通常需要经由一套制度来落实。但在不同的地方，法律体系会以不同的方式来阐述人们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其中一种区分的方式便是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种。有些国家则会以它们的宗教法条为其法律的基础。

法学家们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法律，包括从法制史和哲学，或从如经济学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面来探讨。法律的研究来自对何为平等、公正和正义等问题的讯问，这并不都总是简单的。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郎士于1894年说：“在其崇高的平等之下，法律同时禁止富人和穷人睡在桥下、在街上乞讨和偷一块面包。”

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中，创造和解释法律的核心机构为政府的三大部门：公正不倚的司法、民主的立法和负责的行政。而官僚、军事和警力则是执行法律，并且让法律为人民服务，是相当重要的部分。除此之外，若要支持整个法律系统的运作，同时带动法律的进步，则独立自主的法律专业人员和充满生气的公民社会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白话文：法律

拼音：fǎ lǜ

文言文：法

英语：law

法文：droit

日文：ほうりつ

韩文：법률

俄文：правовой

德文：Gesetz

泰文：กฎหมาย

阿拉伯语：القانون

西班牙语：La ley

希腊语：Νομική

封建社会法律由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国王或者大臣制定；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由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制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由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人民议会制定。如：中国的法律是由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这就是法律的基本精神，即它所代表的利益阶层。革命和改革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

封建社会的人治也是因为法律的基本精神不在于人民，而仅仅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的统治秩序， [4] 而弥补其不足。老百姓的得失主要取决于统治阶级的仁慈。所以封建社会人治和法治是互补的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由人民而立，并保护人民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法律的基本精神。法律的基本精神既体现国家性质，也反映社会矛盾。

法律是最高的社会规则，掌控法律就等于掌握人类的命运。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应该由人民来制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应该被人民所掌握。如此才可确保国家性质的纯粹性，调和社会矛盾的有效性。

法律条文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是为了规范活着的人而不是死去的人。法律工具主义者把法律当成僵化的工具、不变的教条。它违反民主法治的基本精神。法律是人类社会创造的客体，也是人类解放自身的工具，它反过来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 [5]

要避免法律和人类社会主客体地位颠倒的情况发生。确立起人的主体地位和对法律制度的深刻反思。因此执法者执法过程中，不仅要熟记法律制度还要深谙法律的基本精神，如：法律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在分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弘扬正气、匡扶正义。法律的基本精神是所有权。 [6] 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不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

法律首先是指一种行为规范，所以规范性就是它的首要特性。规范性是指法律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模式、标准、样式和方向。法律同时还具有概括性，它是人们从大量实际、具体的行为中高度抽象出来的一种行为模式，它的对象是一般的人，是反复适用多次的。法律还具有普遍性，即法律所提供的行为标准是按照法律规定所有公民一概适用的，不允许有法律规定之外的特殊，即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旦触犯法律，便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对其教育，改良。

法律规范不同于其他规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严谨性。它由特殊的逻辑构成。构成一个法律的要素有法律原则、法律概念和法律规范。每一个法律规范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个部分构成。行为模式是指法律为人们的行为所提供的标准和方向。其中行为模式一般有三种情况：

①可以这样行为，称为授权性规范；

②必须这样行为，称为命令性规范；

③不许这样行为，称为禁止性规范。

这是法律来源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国家制定和认可是指法律产生的两种方式。国家制定形成的是成文法，国家认可形成的通常是习惯法。

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的权利和义务，它是由国家确认或认可和保障的一种关系，这是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

由于法律是一种国家意志，它的实施就由国家强制力来保障。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是由专门的国家机关以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国家的强力部门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有组织的国家暴力。

因为社会是指以物质生产为基础而结成的人们的总体，法律的调整是指向人们的行为，是对人们行为所设立的标准，即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 [7]

1.普遍的有效性，在一国主权内法具有普遍效力。

2.普遍的一致性，法律不可以强人所难。

法具有可诉性

法律的程序性。法律强制实施是通过法定时间与法定空间上的步骤和方式而得以实现的。

法的本质是统治阶级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具体说，是指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法是一种历史现象，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 [11]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私有制、阶级、 [11] 国家消亡的时候,法也就随之消亡。

①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说明法的阶级性。法不是超阶级的，它总是一定阶级的意志的体现。

②法只能属于统治阶级的。法只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即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体现。

③法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的体现。法是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政权，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即不是统治阶级中个人意志的体现，也不应是统治阶级个别或部分（阶级、阶层）意志的体现。

④法是统治阶级的基本意志的体现。不是全部意志的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要靠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去体现、去贯彻。法不可能包罗万象。它只规定和调整有关统治阶级基本利益的和社会基本制度和主要的社会关系。

⑤法所体现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的决定，是由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统治阶级所代表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

①法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但统治阶级意志本身并不能直接形成为法。由统治阶级的国家制定或认可，才能成为法。

②法所体现的统治阶级意志之所以采取国家形态是为了取得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①一切行为规则、社会规范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法所具有的强制性是最强的――即不执行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不执行――轻者剥夺权利、重者剥夺生命。

②国家强制力的物质形态：即一系列的国家执法组织：法院、检察院、监狱、军队、警察等保证实施。

①法的基本属性——阶级性。

②法的社会性。在阶级社会中，法在实现统治阶级职能的同时，还执行由一切社会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职能。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进步，法所具有的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社会职能，在有关经济、科技、环境等法律部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正日益取得发展。 [8]

法律的明示作用主要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告知人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非法的。违法者将要受到怎样的制裁等。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立法和普法工作来实现的。

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强制执行力来机械地校正社会行为中所出现的一些偏离了法律轨道的不法行为，使之回归到正常的法律轨道。像法律所对的一些触犯了法律的违法犯罪分子所进行的强制性的法律改造，使之违法行为得到了强制性的矫正。

对于法律的预防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律的明示作用和执法的效力以及对违法行为进行惩治力度的大小来实现的。法律的明示作用可以使人们知晓法律而明辨是非，即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绝对禁止的，触犯了法律应受到的法律制裁是什么，违法后能不能变通，变通的可能性有多少等等。

1.法律的最终作用：就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群众的人身安全与利益。

2.法的指引功能（作用）是指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为人们提供某种行为模式，指引人们可以这样行为、必须这样行为或不得这样行为，从而对行为者本人的行为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法的指引功能（作用）是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来实现的，它涉及的对象主要是指本人的行为。

3.法的评价功能（作用）是指法律对人们的行为是否合法或违法及其程度，具有判断、衡量的作用，也就是说，法的评价作用涉及的是法的律他作用，即对他人的行为的评价，这是区别指引作用（涉本人的行为）和评价作用（涉他人的行为）的关键所在。

4.法的预测作用是指人们可以根据法律规范的规定事先估计到当事人双方将如何行为及行为的法律后果，也就是说，预测作用的对象是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这里的人们应作广义的理解，即包括国家机关的行为。

5.法的强制作用是指法为保障自己得以充分实现，运用国家强制力制裁、惩罚违法行为的作用，也就是说，法的强制作用只能针对违法犯罪人的行为，如果没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那么法的强制作用就不能显现。

6.法的教育作用是指通过法律的实施，法律规范对人们今后的行为发生的直接或间接的诱导影响，也就是说，法的教育作用针对的是一般人的行为，例如，通过对违法行为实施法律制裁不仅对违法者本人起到警示、警戒的作用，而且也对一般人产生了教育性影响。

加快法治进程，已是当下国家治理的一个紧迫的课题。很自然，人们总是将目光向着打造法治政府聚焦，它是核心，是引领。同时，法治社会建设也当及时提速，它是主体，是根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是依法治国的参与者、捍卫者、推进者。

无疑，公民意识的觉醒标示着社会文明的历史性进步，权利时代的到来撬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然而，检视我们身边的日常生活，打开每天手边的报章网络，我们仍然不时为诸多负面的暴力新闻所心惊，而忧虑。哪来这么多的暴戾之气、平庸之恶？

知法，守法。其实，更重要的还在反省自身：我们是否真的信法？

法律信仰的表达，是指人们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和自觉自愿的依归；法律信仰的实质，是它对公平正义理念的维护和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保障；法律信仰的标识，是它深植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心灵深处；法律信仰的践行，意味着公民应当知法、守法，并更积极主动地投入法治社会的建设。

法律如何才能成为全民自觉的信仰？

首先，这信仰源自民主立法的参与。

人民大众是立法的主体，他们的立法参与是立法正义价值的崇高体现和有效保障。现代社会是一个日益多元的社会，不同的社会群体，自有其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的意志主张。如何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拓展立法的民主参与，建立通畅的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参与机制，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将那些不同的诉求、取向和主张，协调、凝聚、提升为法律规范和国家意志？我们必须清醒，扩大民众的立法参与，既是一个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过程，也是一个将法律精神潜移默化融入民众思想观念的过程。

在民主立法的巨大进步中，不可否认，我国立法中依然有待彻底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消除“国家立法部门化，部门立法利益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

其次，这信仰源自法治环境的熏陶。

法律信仰不是被灌输出来的，被教导出来的。人们更多地是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生发深刻的感知、与政府官员的互动中获有现实的引领。

我们不能无视官场腐败对民众心态的伤害：官商勾结，巧取豪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百姓由激愤而无奈而麻木；我们不能无视上访乱象对法治思维的误导：“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直接刺激访民的抗争文化和投机心理；我们不能无视行政暴力对公平正义的挑战：强征土地强拆民宅在城市化浪潮中一再上演，导致群体性事件接踵而来；我们不能无视官员雷语对法律信仰的亵渎：“我就是法！”直接挑战社会的底线和百姓的常识……

权大，还是法大？我们绝不能再掉入另一个陷阱：权大，还是法大？

再次，这信仰源自司法公正的彰显。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失守，社会难免陷入“以暴制暴”的困境。这也就是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的：“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其恶果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却是弄脏了水源。”

毋庸讳言，民众对当下的司法状况多有不满。一些法官缺乏最起码的法律敬畏，丧失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批条子，打招呼，跑关系，权大于法，钱重于法，情过于法，甚至甘心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导致同案不同判，出现一起又一起的冤假错案。本来，走进法庭的那些弱势无助的受害者，都是把法律作为维护自身尊严和合法权益的最后一线希望，在他们的意识中都把法官想象为公正无私、惩恶扬善的拯救者形象。司法腐败，不仅严重地动摇威胁着法律的平等性、权威性，也极大地扭曲消解着人们的公平观念、法治意识。

司法改革已经敲响鼓槌，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提升法官专业素养，落实审判独立原则，就是要努力让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建设人人有责。

当代社会，已经从集体主义的遮蔽中再现个体，每一个个体的生存发展都是不可忽略的。我们已经拥有了人格的独立和发展的自由。但是，这独立有其社会的支持，这自由有其法律的边界，我们不能生活在原子化、丛林化之中。当代社会，已经从意识形态的高扬中解放利益，每一个百姓的利益诉求都是不可置换的。但是，利益的潮水并不能漫过法律的堤坝，财富的追求也不能湮灭道德的光照，我们不能沉湎于社会欲望的极端化、暴戾化之中。当代社会，已经从阶级斗争的极致中回归法治，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都是必须保障的。依法抗争，合法维权，本来就是公民的权利和法治的践行。但是，如何在多重社会矛盾多样利益冲突中，将这种维权抗争纳入法治社会公共秩序的建构之中，更好地释放这种维权抗争对于治道变革、社会进步的良性效应，还是需要求解的问题。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是人民建设的，法治也是由人民推进的。这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利器，是社会价值的核心，也是我们每一个普通民众权利和力量的源泉。 [9]

法律体系，法学中有时也称为“法的体系”，是指由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法律体系（Legal System）：通常是指一个国家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简单地说，法律体系就是部门法体系。部门法，又称法律部门，是根据一定标准、原则所制定的同类规范的总称。

法系是指根据法在结构上、形式上、历史传统等外部特征以及法律实践的特点、法律意识和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等因素对法进行的基本划分。

（1）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又称罗马法系、民法法系、法典法系或罗马日尔曼法系，是承袭古罗马法的传统，仿照《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样式而建立起来的各国法律制度的总称。

大陆法系也被称作成文法，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以法典为第一法律渊源，法典是各部门法典的系统的综合的首尾一贯的成文法汇编。欧洲大陆上的法、德、意、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和拉丁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的法律都属于大陆法系。

（2）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又称英国法系，普通法系或判例法系，是承袭英国中世纪的法律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各国法律制度的总称，英（苏格兰地区除外）、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均属于英美法系。

（3）主要差别

大陆法系的诉讼程序以法官为重心，具有纠问程序的特点。英美法系的诉讼程序以原告、被告及其辩护人和代理人为重心，具有抗辩式的特点，同时还存在陪审团制度。

法系这种分类不能提示法的本质，但有助于促进法律文化的了解与交流。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历史上差异显著，但20世纪以来，这种差别开始缩小。

二战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社会主义法系开始形成，除却法律观念上的差异外，与西方大陆法系相比，社会主义法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坚持法的物质规定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具体制度方面与大陆法系接近。前苏联及新中国法律为社会主义法系的典型代表，它与传统法系划分标准的主要区别在于以意识形态为依据。

法律最初指国内法，只在一国主权范围内适用。随着国家间交流的频繁，国际法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国际法和国内法常常发生冲突，也随着冲突逐渐彼此协调。

虽然所有的法律体系处理的议题通常都是很类似甚至是一样的，不同的国家对于各种法律的分类和命名上通常都会不同。最一般的区分为与国家密切相关的“公法”（包括宪法、行政法和刑法）和规范私人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私法”（包括合同、侵权行为和物权法）。在大陆法系中，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属于债法的一部分，信托法则在法令制度或国际公约下运作的。国际法、宪法、行政法、刑法、合同法、侵权行为法、物权法与信托法被视为“传统核心课题”，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可能更为重要的课题。

国际法指适用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国际法又称国际公法，以区别于国际私法或法律冲突，后者处理的是不同国家的国内法之间的差异。国际法也与国内法截然不同，国内法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它调整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及其他法律实体的行为。

1.国际公法关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法律，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因为没有国际警察和法庭来处罚不守规则的对象。国际公法的起源来自于国家间的习惯、惯例与条约。联合国基于联合国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是最重要的一个国际组织，在凡尔赛条约失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其他如规定战争行为的日内瓦公约之国际协议，以及如国际法院、国际劳工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亦为日益壮大的国际公法的一部分。

2.国际私法主要在于处理涉外或区际民事法律关系中，审判权应该归属何国（或何地），及该使用哪一国（地）的法律。商业活动有着越来越多超越国界的资本与劳力供应移动，以及越来越多的海外贸易。这些都增加了在单一个法律架构外发生争议的机会，以及标准程序的施行性。越来越多的商业活动选择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之下进行商业仲裁。

3.欧盟法是第一个且唯一一个超国家法律架构的例子，这是由于欧盟正在寻求以经济的一体化来带动政治的一体化。但随着全球经济整合的持续增加，许多的地区也出现类似合约－尤其是南美洲国家联盟－也追寻着相同的模式。在欧盟里，主权国家们已透过一套法院与政治组织的机制将它们的主权整合在一起。它们能够要求成员国与其公民遵守其法令规范，以一种国际公法做不到的方式。正同欧洲法院于1962年所说的，欧盟法对其成员国相互间的社会与经济利益形成“一种新的国际法律秩序”。

4.国际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他国私人之间；国际组织与私人之间以及不同国籍私人之间，相互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随着各国之间贸易和经济往来日益增长以及国家对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干预日益加强而形成和发展的。早在中世纪末期，欧洲主要商业城市就有一些关于国际商业交易的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关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则和制度大量出现，并具有了国家之间条约的形式。作为一门学科，国际经济法学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发展起来。

国内法（Domestic law）是指由某一国家制定或认可，并在本国主权管辖内生效的法律。国内法包括宪法、民法、诉讼法等。国内法的主体一般是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国家只能在特定法律关系中成为主体。

宪法和行政法管理着国家的事务。宪法关注于行政、立法与司法间的关系，以及人权或国家内个人的公民自由。大多数的国家，如美国和法国等国家都只有一部成文宪法，并辅以权利法案。而中华民国宪法则于宪法成文法典条文本文规制人民之基本权。但少部分如英国之类的国家并没有这样的条文；在这些国家里，宪法是由法条、判例和惯例所构成的。在一名为恩蒂克诉卡林顿案的案件中，描述了一个普通法里的宪法原则。恩蒂克的房子被卡林顿警长搜索并拿走一个东西。当恩蒂克在法庭上控诉时，卡林顿警长回驳说他有政府首长的授权。但是，并没有成文的法令条文或法院授权。主审法官查理斯·普拉特说：“人们进入社会的重大目的是保全他们的财产。这个权利在任何时刻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亦不会因公法上所谓的公众利益而被夺取或缩减。若不能找到或形成任何的原因，书本的沉默将会是对被告的职权，而原告必然会得到一个决断。”

由约翰·洛克提出的一个基本的宪法原则为：个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且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许可。行政法是人民监督政权的主要方法。人民可以对地方议会、公共服务或政府部门的作为或决定提出司法审查，以确定它们是否有遵行法律。第一个专门的行政法院——法国行政院议会成立于1799年，正值拿破仑夺权之时。

刑法为规范犯罪与刑罚内容的法律。逮捕、起诉、审理以及刑罚的实施则是由刑事诉讼法来规范。一个行为是否会构成刑法所欲处罚的犯罪，在大陆法系的国家中，依据刑法犯罪三阶理论，通常认为必须符合下列三个要件：第一，构成要件该当，亦即该行为的态样是否符合刑法中所定义的犯罪行为，而所谓的因果关系通常会在这个要件中加以判断，若无法证明该行为与结果间具有因果关系，则该行为亦无法被评价为犯罪。第二，必须具有违法性，通常犯罪构成要件该当，即具有违法性，仅在该行为具有阻却违法之事由时，始例外认为该行为不具备违法性。而阻却违法事由有许多种，一般常见的是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难，譬如在19世纪英国的王诉杜德利和史帝芬案中，便涉及到紧急避难的概念，该案中，一艘从修咸顿航行至雪梨的玛格丽特号的帆船在离好望角约1600英里处发生船难。当时有4个船员搭上一艘救生艇，然而却在海上漂流20天仍未获救，此时，其中的三个船员便将年仅17岁，已经奄奄一息的Richard Parker给杀了，并吃了他。这些乘客后来得救了，但被依杀人罪起诉。他们声称杀了Richard Parker对维系他们的生命是必要的。约翰·柯勒律治对此表示极度地不赞同，裁决：“维系生命一般可以说是一种义务，但牺牲可能才是最明白且最高的义务。”这些人被判处绞刑，但大众舆论，尤其是在船员间都对这项判决感到气愤，并压倒性地支持这些人维系他们自己生命的权利。到最后，国王将他们的刑罚减轻至六个月。第三，必须要具备有责性，也就是说，对于该违法行为，是否应该加以非难。如果行为人因为年龄，精神状态导致价值判断有问题，无法期待行为人于该状态下做出合法的行为时，即认为其不具备罪责，而不应该受到非难。

犯罪不只被视为是对单一被害者的伤害，亦可能对整个社会的伤害，因此某些对于社会危害严重的犯罪，尽管当事人不愿或无法追诉，国家仍然会通过警察、检察官等机关加以追诉。譬如在中华民国，即会出现“公诉人：某某检察署检察官”这种案件，在英国，即会有“王诉……”，在美国则是“美国诉……”的案件。此外，某些国家亦会利用陪审团来决定被告是否有罪，但陪审团通常仅能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适用法律仍然属于法官的职权。某些发达国家还保留死刑和体罚等刑罚，除此之外，一般的刑罚应会是徒刑、罚金和社区服务等。现代的刑法被社会科学等学科深深地影响着，尤其是在判决、法律研究、立法和犯罪人更生等方面。在国际法上，则已有104个国家签署国际刑事法院的条约，负责审理危害人类罪之类的犯罪。

刑法现阶段国际通行的原则和理念是去死刑化，世界上已有很多国家废除或准备废除死刑，中国对是否废除死刑，讨论日益白热化。

截至2022年，中国仍保留死刑。但执行死刑的方法是保密的。

侵权行为属于民事不法行为，泛指违反对某人的义务，或侵犯到某些既存法定权利之行为。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一颗板球不小心打到了某人，即构成侵权行为。

侵权行为的成立，以过失责任（包含了故意、过失）为原则，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形，像是原子能设施的经营、商品的制造销售等情形，法律可能会要求：行为人纵使无过失，亦须负损害赔偿责任，亦即使行为人需负所谓的“无过失责任”，在德国称为“危险责任（Gefährdungshaftung）”，在英美称为“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英美法上，关于过失责任（negligence）原则的论述，可以看到发生在英国的多诺霍诉史蒂文森案。该案中，多诺霍太太在佩斯里的酒馆里订了一瓶用不透明瓶装的姜汁啤酒。喝剩一半后，她将剩下的倒进玻璃杯中，结果却看到有一只死掉的蜗牛的部分躯体浮在酒面上。多诺霍太太感到很恶心，于是控告制造商，请求制造商负损害赔偿责任。英国上议院决议制造商必须为多诺霍太太的不舒服负责。阿金男爵由道德的观点切入，表示：

“过失的责任……无疑的是基于一般大众对冒犯者在道德上需负起责任的观感……当‘你必须爱你的邻人’的道德规范成为法律规定时，你就不可以伤害你的邻人。当律师提出‘谁是我的邻人？’的问题时，其答案必须严格认定。当你可以合理地预见你的作为或不作为将影响邻人时，应采取合理的注意措施以避免结果发生。然而在法律上谁是我的邻人？答案是：当我从事该作为或者不作为时，可合理地预见，将因我的行为而直接、密切受影响之人，均为我的邻人。”——詹姆士·阿金，阿金男爵

从本案中可以得出过失（negligence）侵权行为成立的四个要件：

①行为人对于受损害之人有注意义务；

②行为人违反该注意义务；

③行为人注意义务之违反与该损害之发生有因果关系；

④行为人之行为是造成该损害的“近因”而非“远因”。

另外，故意的行为当然也会构成侵权行为，而且故意的行为，不仅可能构成民事侵权行为，亦可能构成刑事责任。譬如伤害或非法侵入等行为，都有可能因为构成刑法上的伤害罪或是侵入住居罪。

侵权行为法不断受到各国重视的领域，便是关于“人格权”的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于草拟民法典时，甚至计划将人格权法单独列为一编，借此来凸显人格权之重要性。所谓关于人格权的侵权行为，即个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自由、姓名、信用、贞操、隐私等权利受到侵害时，应该如何予以救济的问题。譬如就名誉的侵害而言，假如一家报社或杂志社登载了一篇未经查证的报道，而伤害到某个政治人物的名誉时，该政治人物可以依据侵权行为的概念，向该报社或杂志社请求损害赔偿。

其他较不知名的侵权行为则如经济侵权行为，这在一些国家里构成了劳动法的基础，使工会于法律未提共豁免时，要为罢工行为负责。

“合同”的概念源自“有约必守”这一法律用语。合同可以是单纯的日常买卖，也可以是指复杂的多方协定。合同可以经由口头约定（如买报纸）或以书面约定（如签订雇用合同）。有时，一些正式程序（如书面约定或证人保证）对合同是否有效是必须的（如买一橦房子）。

在大陆法系中，合同的成立着重要约与承诺两个要素。譬如在法国、德国，一般的合同只需单纯地以“合意”（由要约与承诺所构成）为基础便可成立。而除了要约外，尚有所谓要约之引诱这个概念，其乃指足以唤起他人向自己要约为作用之意思通知，必须经自己承诺后，合同始能成立。然而当事人的行为到底是要约抑或是要约的引诱，往往难以判断。譬如在台湾知名的戴尔电脑标错价案中，戴尔电脑因为内部系统设定错误，因此造成其线上购物网站错误折扣7000元，而使原本售价8700元之显示器以1700元之售价在网络上贩售，然而之后戴尔电脑不肯照订单出货，而仅愿意以抵用券予以补偿下订的消费者，遂有消费者分别向台北及台南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就此案例，台北地方法院认为，戴尔电脑于网站上标价展售商品之行为，仅属要约之引诱。然而相同的案件由不同人于台南地方法院所提起的诉讼中，却认为此等行为属于要约，故戴尔电脑应该受该要约的拘束，而应如订单出货。

在德国（包含受到德国所影响的部分国家在内），一般的合同又被分成了债权合同和物权合同两个部分（譬如买一份报纸，将会成立一个债权合同和两个物权合同），关于物权合同的部分在物权法中另外有所规定。根据所谓的物权无因性理论（Abstraktionsprinzip），物权合同独立于债权合同之外，当债权合同因为某些原因而无效，如一个汽车买主以其意思表示错误而撤销该买卖合同时，汽车所有权移转的物权合同并不会因而无效。这时，不当得利法会代替合同法而使不当的财货变动回复到原始状态。

在英美法系中，除了要约与承诺外，约因是另一个合同成立的要素之一，“约因”指合同的各方都必须提供一些值得令合同成立的某种交换。例如，在卡里欧诉炭烟丸公司案中，一家医药公司广告说，他们的新药——烟丸可以在三个月内治好人们的感冒，而且若是不能的话，消费者将获得100英镑的金钱。许多人在药效无效时向药商求偿他们的100英镑。害怕破产的炭烟丸公司声称他们的广告不能被视为一种正式、法定的要约，而只是一种要约的引诱、吹嘘或花招。但承办法院宣判说，合理人炭烟丸公司已经提出了一个正式的要约。人们在这个广告上得到了一个好的约因，使他们必须承受因为使用了不良品而导致的“明显不便”。“阅读说着你将可以怎么样，并且扭曲成好像你真的将如何的广告”。林德瑞法官说：“这是一个直接表现在语言上且完全不可能被误会的承诺。”不过并非所有的英美法系国家皆认为约因为合同成立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澳洲等国，约因即不属于合同成立的要素之一。禁止反言的概念以及缔约上过失的适用可以在缔约阶段便形成某些义务

物权法规范了所有被人们称为“他们的”的事物。不动产是指对土地和地上物的所有权。动产则是指不动产以外的事物；可移动的物品如电脑和三明治，或无形的权利，如股票。“对物权”是一种对特定物所拥有的权利。若一人弄丢了他的电脑，而另一人捡到了它并卖给了第三者，对物权是持有人有这个权利去由第三者身上取得这台电脑。而“对人权”则是某物对特定人所拥有的权物。若一人弄丢了他的电脑且被转卖给第三者，对人权允许这人向小偷请求电脑的价格赔偿（而不是真的电脑，当其可能已属于其他人的时候）。传统欧陆法系的物权概念是由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所发表的，指对世界是好的的权利。物权和合同或侵权行为等义务不同，是一种对人与人之间皆好的的权利。对英美法系而言，物权的概念较近似一种义务；对其他的竞争方，个人若可对一物权提出最好的声明，则是此物权的所有者。物权的概念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哲学和政治上的议题。很多人知道，约翰·洛克曾谈论过我们的“生命、自由和身份”都是我们的财产，因为我们拥有我们自己的身体，且将劳动与环境相结合。私有财产的概念仍然是存在着争议的。法国哲学家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曾写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财产是盗窃！”

土地法构成大多数类型物权法的基础，且是最为复杂的一种。它包括抵押、不动产租赁、执照、盖印合同、地役权和土地登记的法令制度等。动产的规范则落在知识产权、公司法、信托法和商法等法律里。

法律所指的是一个国家用来规范国家各方管理的一个政策，在法律制度里，包含很多的法规和政策。如何使法律制度能执行到位。主要不是强制性的执行，而是法律制度对自己国家的可行性，也就是说符合人性化的法律制度。

①一国的立法制度与司法制度的总称，即通常所称的“法制”。

②法律制度是指运用法律规范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时所形成的各种制度。它调整了多少社会关系就包含有多少种具体的法律制度如行政、经济、婚姻家庭、诉讼、教育文化及狭义的法律制度等。法律制度及其相应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构成法律部门。一国的立法制度与司法制度的总称，即通常所称的“法制”。法律制度从宏观角度来说，与法系的概念比较接近，我们不能把制度等同于法律条文。

在全体公民中开展法律制度的宣传和教育。

首要任务是，进行宪法知识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公民了解宪法、掌握宪法，增强宪法观念，树立宪法权威。

主要目的是，使公民学法、知法、懂法，树立法制观念，增强法制意识，自觉的遵纪守法，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

法律效益是指通过立法、执法、诉讼、守法过程中对法律权利资源的最优配置，除去各种成本耗费后，进而实现法律资源使用价值在质上的极优化程度和量上的极大化程度及其所得到的综合效果。用公式表示为：法律效益=法律收益-法律成本。

从宏观层面看，法律效益包括法律的外部效益和法律的内部效益。法律的外部效益是指法律本身之外的社会各项收益与成本之比，具体包括法律的经济效益、政治效益、文化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法律的内部效益是指法律自身运转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的问题，具体包括立法效益、执法效益、司法效益、诉讼效益、守法效益等。

律师提供其客户有关他们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建言，并在法庭上代表他们。欧洲人权法院曾提出说，法律应该让每个人都易于接受，且人们应该能够预见法律是如何影响他们的。为了维持法律的专业，法律实务一般是由政府或独立的管理组织如律师公会、律师理事会或法学会来监督。想要成为律师必须经由管理组织认证后才能执业。通常必须在大学的法律系或法学院读上四年，取得法律学位后才会通过认证。在一些国家中，还需要通过律师特考并取得律师证书才能开始执业。

一旦成为律师后，律师通常会加入或自行开设法律事务所，或者是在政府或私人机构中当法律咨询。另外，律师也可能成为法律研究员，经由商务服务或自由工作提供客户需求的法律研究。许多经过法律训练的人会将他们所学的技能运用于法律领域之外。在英美法系的传统中，法律研究对法律的实务是很重要的，这可以被用来决定法律的状态。这通常要经由对法律报告、法学期刊和法律条文的研究来得到。法律的实务亦包括写书诉状、讼案、合同、遗嘱或信托等文件。协商和调解的技巧对法律实务也是很重要的。

“公民社会”这一词可追溯至约翰·洛克，他指公民社会是一群人，有着“共同制订的法律，以及可以向其申诉、有权判决他们之间的纠纷的司法机关”。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在《法哲学原理》中区分了“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不同。黑格尔相信公民社会和国家是两极的存在，在他对历史辩证法的结构之中。公民社会需为法律的来源，从人们对他们认为法律应该是什么的意见和游说的基础中产生。澳洲大律师和作家杰佛里·罗伯逊对国家法写道：

“其现今主要的来源之一是在一般人在客厅里的电视机上看到违反人权的事件后的反应，以及许多的他们因此而支持的非政府组织中发现的。”

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允许人们集会、讨论、批评及让政府对人们负责，在审议民主的基础形成之下。越多人被包含、关注及能够改变政治力量运作在他们生活上的方法，法律便越让人们满意且越具有合法性。成熟的政党和工会，以及公正的媒体、工商业和慈善机构都是健全的公民社会的一部分。

法律逻辑学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学术体系，个人的学术观点大量存在，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看见很怪异和很冷僻的研究。这种研究的困难正在于，法学家不愿意把精力放在一种方法论上，而仅仅知道方法论的人，未必对法律有什么兴趣。

法律逻辑，更早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智者，可以认为他们是天生的法律人，且以逻辑为主要学术工具。第一个智者普罗塔哥拉，他不仅为一个城邦立法，他还亲自教授学生以逻辑方法（按罗素的说法，“智者”差不多就是教授的意思）。一个流传广泛且难解的悖论是，普罗塔哥拉悖论，这是一个编造的故事，在罗马时代的《阿提卡之夜》里有记载，大意是说他告他的学生不交学费，但是由于口头合同有约定：“在学生第一次胜诉的时候才交纳欠缴的学费”。结果师生产生了不同解释。其他智者更多的贡献是培养法律方面的学生。稍后，苏格拉底在价值分析方面，对现今的很多法理学术语进行了逻辑研究，他使用的问答法影响了美国现代的案例教学法，一般我们不得不称其为苏格拉底教学法。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贡献了辩证法，其实也不过是定义和划分技术的发展而已，柏拉图对法学的贡献显然是希腊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亚里士多德完成了逻辑学的集大成，同时他也是法学上的伟大贡献者，他的三段论直接产生了近代的司法三段论，他的《修辞学》比较成功地启示了人们对法庭辩论的研究。

真正的法律逻辑，应当是在罗马时期，几乎所有健全的法律概念和法律技术都成就于罗马时代。这是它影响世界的超文化因素。

近代成文法主义非常推崇法律逻辑，但是他们研究的是司法格式，而不是具体的法律技术。

现代法学，在两个方面已经不可避免地，必须以法律逻辑的方式来进行研究。一个是，法律解释的方法论，人们在争论法律推理是可形式化的还是不可形式化的。如果按照可形式化的观点研究，法律解释最终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化评价工作，形式平台是一样的，但是价值初始极其不一样，这种研究明确了形式和价值的区别。法律逻辑另外一个方向是，诉讼事实的论证问题，人们期待知道法律上的论证是何种性质的，证明的可能性怎么样，证明的技术和手段是什么，证据方面有什么是独立于逻辑规则甚至反逻辑规则的，以及这些变异何以可能的原因。

法律的历史和文明的发展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联。古埃及的法律——可回溯至公元前3000年，有一部约可被分成十二篇的民法典。这部民法典是基于玛特的概念，传统、修辞语法、社会公平为其特色。公元前约1760年时，在汉谟拉比的统治下，古巴比伦法成文法了，并将写上法典的石碑放在市场上供众人观看；此一法典现被称为汉谟拉比法典。但和埃及法律是由历史学家从争讼纪录中拼揍出来一样，汉谟拉比法典也只有少许的文献残留下来，且大部分都已经随着时间而流逝掉了。这些早期的法律对后世文明的影响力是很小的。

旧约圣经大概是仍然和现今法律系统有关的最古老的法律体系，可追溯至公元前1280年。它采取道德责任的模式，作为对良好社会的建议。古雅典（古希腊的小城）是第一个由除了妇人和奴隶之外的广大公民所组成的社会，时间约在公元前8世纪时。当时的雅典并没有法律科学，且古希腊也没有和“法律”有关的字眼以做成指涉的抽象概念。但古希腊法包含了对雅典式民主发展政制上的革新。

罗马法很大程度受到希腊学说的影响。它形成当代法律世界的桥梁，在罗马帝国的盛衰之间的时代里。罗马法在查士丁尼一世时进行了主要的成文法工程，编成了《民法大全》。这部法典在黑暗时代时遗失了，直到11世纪才被重新地发现。中世纪的法律学者自此开始研究罗马法规，并使用其中的概念。中世纪时的英国，国王权威的判决开始发展成了先例的体系，这成为了英美法系。同一时间，在全欧洲，《商人法》形成了，使得商人可以用相似的规范，而非零碎的地方法来交易。作为当代商业法先趋的《商人法》强调合同的自由和财产的可让与性。当18世纪、19世纪，国家主义兴起之后，《商人法》即并入了国家新的民法典之中。法国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的德国民法典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民法典。相对于英国的一般法之中充满了大量的判例法，可以写在小本书籍中的法典较易于输出以及供法官使用。然而，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会同的趋向。欧盟法即以条约作为其成文法典，但又由欧洲法院发展其判例。

古印度和古中国有不同的法律传统，且在历史上也有不同的法理学派和实务。《政事论》（约编于公元100年左右，虽然也包含一些较早的资料）和《摩奴法典》（公元100年至公元300年）是印度的基本条约，被认为是可信赖的法律指引。摩奴的中心哲学为容忍和多元，并流传在整个南亚之中。印度教传统和伊斯兰法在印度变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时被一般法取代掉。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和香港也在那时接受了一般法。东亚的法律传统则反应了对世俗与宗教影响的一种独特的混血。日本是这之间第一个开始将其法律系统依西方世界现代化的国家，引进了少许的法国及大量德国民法典的概念。这也部分反映了德国民法典在19世纪末期逐渐兴起的实力。相似地，传统中国法律也在清朝末数年开始转向西化，在民法典的制定上，参考日本民法典，引进了德国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制定了中国当代第一部民法典。该法典仍然适用于中国台湾地区。不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中华民国时期所制定的六法全书，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架构很大程度地受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律所影响，其型式主要在于牺牲私法而扩大了行政法的领域。不过随着工业化的加速进行，中国的法律架构已经开始出现变革，至少在经济上（若非在社会和政治上的话）的权利上面。1999年的新合同法显示出其对行政优先的立场转向。更甚者，在历经了十五年的协商，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随着合同法、物权法等法律的制定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制定将指日可待。

唐代法律的总称。主要是《永徽律》，还包括《武德律》、《贞观律》等法典。唐朝的主要立法有：

1.武德时期的《武德律》、《武德令》、《武德式》；

2.贞观时期的《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

3.永徽时期的《永徽律》、《永徽律疏》；

4.开元时期的《开元律》、《大唐六典》；

5.大中时期的《大中刑律统类》。

《武德律》是唐高祖时以《开皇律》为蓝本所制订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条，内容与《开皇律》基本相同，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行。

《贞观律》是唐太宗命房玄龄、裴弘献等人根据《武德律》编撰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条，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颁行。

《永徽律》是唐高宗命长孙无忌等人根据《武德律》和《贞观律》编撰的法典，共二十篇，五百零二条，篇名依次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捕亡、断狱等，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颁行。《永徽律》以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加强皇帝的权力，统治和镇压农民为主要内容，是中国现存最完备的一部封建法典，全文保存在《唐律疏议》中。 [10]

在封建社会，法律是维护封建秩序、维持封建礼教和对人民进行镇压的工具。根据这种原则制定的《唐律》，首先把谋反、某大逆、谋叛等定为“十恶”罪，犯者不得赦、减或赎免。其次，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严禁妄认、盗卖、盗耕公私田。再次，竭力维护各种封建性的等级特权，皇族、官僚、富人犯法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刑或免刑，奴婢、部曲犯法则比“凡人”加等论罪。《唐律》还起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保证统治机构正常运行的作用。

《唐律》是传世的中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它对亚洲许多国家产生过显著影响。

《拿破仑法典》又称《法国民法典》或《民法典》。《拿破仑法典》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国家的第一部民法典，原则鲜明，编排合理，逻辑严谨，语言简洁，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部诞生于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保卫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而制定的。而且这部法典的立法精神和原则也为后来许多欧洲国家借鉴和效仿。随着拿破仑在欧洲的军事扩张，《拿破仑法典》也被应用到法军所到之处。由于该法典的系统性、完整性和规范性，因而对后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产生影响，起到立法规范的作用。这部法典至今仍在使用，但100多年来，随着法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法典也进行了一百多次的修改。

《汉谟拉比法典》（The Code of Hammurabi）是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完整的法典。是汉谟拉比为了向神明显示自己的功绩而纂集的。法典竭力维护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巴比伦社会的情况。

法典分为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用阿卡德语写成。刻在一根高2.25米，上周长1.65米，底部周长1.90米的黑色玄武岩柱上，共3500行，正文有282条内容，包括诉讼程序、保护私产、租佃、债务、高利贷和婚姻家庭等。

截至2019年10月底，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制定法律13件，修改法律60件次，通过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18件，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的法律案12件。

截至2019年11月，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有275部。其中宪法1部，宪法相关法44部，民法商法34部，行政法89部，经济法71部，社会法24部，刑法1部，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11部。 [2]